迄今为止2012年发生的事件证实了新的全球不对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陷于前所未有的金融风险和黯淡的经济前景的富国及其中产阶级对地缘政治衰弱和社会地位的向下流动感到担心。而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很多经济体，乐观情绪占了主导地位。

　　在不久以前，这种变化还被认为是暂时的。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必然导致全球工资和价格趋同，从而结束对经合组织成员制造业的冲击。新兴经济体人口的变化也会鼓励国内市场的发展，使其储蓄率下降，并使全球贸易恢复平衡。

　　从理论上说这可能是对的，但转变期持续的时间被严重低估了。由于两个原因，这种转变期可能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首先，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我们不能再依赖原材料价格的下跌。鉴于新兴经济体需求的上升，自然资源的价格肯定会成为增长的制约因素。其次，从社会的角度看，在20世纪全球劳动力增长一倍以后，在中国以及全球发展中经济体30亿居民中间出现了另一支“工业后备军”。

　　通过削减经合组织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债权国之间的财政不平衡来使全球增长迅速恢复平衡是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前者陷入严重衰退。另外，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假设新兴经济体对经合组织成员会出现贸易逆差，且新兴经济体的国内市场会成为全球增长的推动力。

　　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新的全球再平衡战略需要从经合组织富有经济体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开始。在发展中经济体实行新的增长模式至少可以提供一部分世界经济所急需的缺失需求。

　　这种局面的成功取决于三种变化的结合。首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必须加速，从而建立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相同的那种消费者与提供者之间的关系。其次，必须发展世界最穷国的国内市场，以鼓励更多的本地增长。第三，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资金必须增加，而且不仅来自工业化经济体，而且来自新兴经济体和石油出口国。

　　通过全球“最底层的几十亿人”来重复利用全球盈余，其前提条件是标准经济模式发生全面革新，这基本上是假定亚洲经济模式可以复制。毕竟，即便世界经济从现在起到2050年能实现引人注目的增长，在全球90亿人中仍有2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两美元，还有10亿人的生活费仅略高于这个数字。

　　新兴经济体和富有经济体都不应该把世界上的穷人看作负担。在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中，他们是我们最好的退出策略。